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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3-13 15:25:05 影响了:

  摘要:本文从物质驱动、女性主体性的张扬、讽刺人性的残缺等三个角度,讨论了张爱玲与简?奥斯丁两位女性作家小说中的婚姻爱情的不同点:张爱玲重在解构爱情,奥斯丁重在重构爱情;张爱玲重在抵抗虚无,奥斯丁重在审美愉悦。
  关键词:张爱玲 简?奥斯丁 女性婚姻观 物质原因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张爱玲和简?奥斯丁是中西方重量级的女作家,二者都涉笔成趣,刻画的女性人物都极具典型性。可以说,这是两位异大于同的作家;但同中有异自成一家,则是两位女作家的风范。本文试从以下两个角度,探讨和分析张爱玲与简?奥斯丁这两位女性作家婚恋观的异同。
  一 相同点
  1 物质原因对婚恋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张爱玲和奥斯丁来说,物质原因对于女性婚姻爱情的抉择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张爱玲的笔下,经济基础显然是首要考虑的因素。《红玫瑰与白玫瑰》被看作是张爱玲的重要作品,作品仍然是写大都市的男欢女爱,仍然在体现着张爱玲式的人生体验和认识。作品写一个叫佟振保的白领男人,先是爱上一个女性,但他并不把她当作妻子,而只当作情人,所以,当这个女性提出要和他结婚的时候,他没有答应。后来,他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但这个女人使他非常失望。小说实际反映了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人性状态,即爱情无非是欲望的膨胀,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注定不会长久。《倾城之恋》描写了女性与具有流氓品格的男人相爱的故事。张爱玲笔下的男性都带有感情游戏的特点:只要娱乐,只要感情欲望的满足,却拒绝爱情、婚姻。女性无法抵抗那种豪华生活,即使知道男人有可能把自己当作玩物,也要挺身而出,投入到他们的怀抱。如白流苏感到范柳原对她就是高级而文雅的调情。实际上,白流苏结婚背后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看中了范柳原富足殷实的家庭环境。而《金锁记》更是张爱玲物质决定婚恋的代表作。七巧是因为钱才无奈地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嫁到姜家的,她具有极强的金钱情结。她认为,“人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为了得到金钱,她不惜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小说题名为《金锁记》,而这个金锁就是存在于七巧骨髓深处的黄金枷锁,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在不断寻求病态发泄与报复的过程中,她变得越来越自私、乖戾、刻毒、残忍。
  而奥斯丁同样认识到物质原因在婚恋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傲慢与偏见》这部小说中,奥斯丁就以夏洛蒂对婚姻的选择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经济在婚姻中的重要地位。夏洛蒂尽管出身较好,但是偏偏没有继承家业的权利,她的父母亲虽无奈却也没有办法;她只有嫁给她朋友的远亲才能有资格继承家产。但是,柯林斯是何其愚蠢之人,在奥斯丁的笔下他几乎成了一个十足可笑的人物,也是人性畸形愚昧的典型。但是,夏洛蒂认识到如果不结婚,她就只能寄居于兄长家中终老,而兄长以及嫂子都不能始终对她好,这就在她心里产生了深深的顾虑。实际上,夏洛蒂非常清楚“柯林斯先生既不通情达理,又不讨人喜爱,同他相处实在令人厌烦”,自己也不爱他,几乎没有感情可言,而对方也很难对自己产生兴趣。不过,她还是选择了他,女人毕竟要回归家庭的,即使没有爱情,但婚姻的价值和作用对于女人的一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她不看重男人和婚姻生活,能把自己嫁掉才是她的目标。对于像她这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没有什么财产的适婚女性来说,嫁人是唯一一条体面的出路。尽管出嫁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归是女人最适意的“保险箱”,能确保她们不致挨冻受饥。虽然夏洛蒂的选择是赤裸裸地对于金钱的追求,牺牲的是个人情感,这桩婚事也并不完美,但就夏洛蒂的情形来看,倒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奥斯丁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为了婚姻和物质而把自己嫁人的典型,其背后也带着很深的思索。女人必须为了物质和婚姻嫁出去,但是其合理性和爱情又将如何寻觅呢?其悖论也蕴含其中。
  2 张扬女性的主体性在婚恋中的价值
  《十八春》的女主人公曼桢,是一个自尊自强的女性,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工作以及自己的对象。但是无论她怎样起早贪黑地赚钱,家里的生活总是捉襟见肘,而她的自主性偏偏不能改变家庭对她的影响,无论如何她都无法摆脱顾家父母因姐姐的“身世”带给她的猜忌;本来和世钧两人相亲相爱,但阴差阳错,结果只能是劳燕分飞,不能厮守在一起;不管曼桢怎样厌恶、憎恨祝鸿才,她最终还是为了无辜的儿子,突然改变主意嫁给祝鸿才。这环环相扣的悲剧结构使“乱世”的黑暗、痛楚笼罩在曼桢身上,一切都显得十分荒唐却又好像合情合理。曼桢似乎永远逃脱不了命运的捉弄和无边的黑暗。但是,我们的曼桢始终都在努力,都在抗争,她从来没有意志消沉过,也没有因此而堕落。曼桢也像周围的人一样真实地活着。她没有为爱情殉道,而是选择活下去,甚至以后会嫁给自己最恨的人。在这里,张爱玲重在揭示这种对抗以及对抗背后女性的主体性,即:不管环境如何恶劣,只有女性自己为自己的人生以及婚姻做主,才可能获得理想的未来。这也是张爱玲小说中永远不能逃脱的价值逻辑和审美精神。而奥斯丁笔下的女性也同样如此,她笔下的女性具有一种美感与庄严,这不仅和她们的聪明才智相契合,而且是她们不可分离的部分。如《华生一家》中,她让我们预先地领略了这种力量。在这儿一切都是恰当的:中午时分,一位迟钝的青年男子和一位年轻妇女在楼梯上交谈,他们为了要参加宴会正要到楼上换装,女佣们从他们身边走过。然后,他们的谈话突然由平凡琐细变为富有意义,对于他们俩来说,这就成了他们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时刻。年轻女性那种恬静而自尊的性格、那种自主自立的精神,光芒四射、鲜艳夺目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它是深刻的、颤动的,能激起读者长久的美感。正因为两位作家都深入思考女性在婚姻中的主体性问题,她们的作品才为大多数女性读者所深深喜欢。
  3 讽刺人性的残缺
  奥斯丁和张爱玲作为伟大的文学家,都能够把表面上的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弃而不顾,有一种对于人类价值的精微细致的鉴别能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人性残缺的平台。我们在张爱玲的笔下,看到的人性都是自私的;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最伟大的、最神圣的母爱之情都变成了冷酷的产物。曹七巧作为母亲,其身上存在着严重的性缺失或者性压抑。弗洛伊德认为,心理障碍是因为性紧张的累积所引起的。情欲的不满足、性紧张,这种潜意识才是曹七巧性格孤僻、行为怪异的动力根源。不让儿子去和媳妇同床,硬是活活地折磨死了儿媳妇;女儿长安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相好的,七巧却因为妒忌自己女儿的幸福,而用语言把童世舫赶跑。在这种行为的背后,是曹七巧因为爱情体验的缺失,情欲体验的得不到满足,无助、无依,让她苦楚不已,疼痛不已,孤独不已,充满着强烈的落寞与感伤。这成了她性格悲剧的主因,成了促使她蜕变的动力。情欲的丝把她缠得死死的,越缠越紧,扼杀了其人性。这从她对待儿子、女儿的婚姻可以得到充足论证:我得不到的,我看着你们得到、看到你们快乐开心,我会更压抑。所以,你们也别想得到。这就是七巧内心的人性残缺的真实写照。而奥斯丁同样也是如此,她一个接一个地创造出她的傻瓜、道学先生和世俗之徒,创造出她的柯林斯先生、伍尔特们。她用鞭子一般的词语驱策着他们,使他们围成一个圆圈;这根词语的鞭子在他们身上飞舞,剪下了他们永恒的自私与残缺的人性。于是他们就留在那儿,她没有为他们找任何借口,也没有对他们表示怜悯。当她把朱莉亚和玛利亚这两个自私人物处理完毕后,她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只是让读者深深地思索其背后的主导动因。最后,奥斯丁作出判决:格兰特博士喜欢吃嫩鹅肉,于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参加了三次丰盛的学院宴会,最终患了中风,一命呜呼了。奥斯丁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的人物被塑造出来后,只是为了让她去享受割下他们人性残缺的尾巴那种最高的乐趣。不论是张爱玲或者奥斯丁,笔者以为在她们揭示人性自私的同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旨在使读者认识到,在强烈的虚荣心引起的苦闷或者精神上的愤怒引起的激动,怂恿我们去改进一个充满怨恨、偏狭和愚蠢的世界。
  二 不同点
  本文探讨了两位作家在女性婚恋爱情观上相同的一面。接下来,笔者将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不同的一面。
  1 张爱玲重在解构爱情,奥斯丁重在重构爱情
  张爱玲小说具有很深切的人生悲剧感。人们喜欢用“苍凉”来概括她的悲剧意蕴,说她的小说,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张爱玲认为“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而她的小说的悲剧意味全在这句话里。张爱玲在《传奇》(再版的话)中这样说: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不相信爱情的存在,所以在她的小说中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而奥斯丁笔下的爱情显然不是这样的,她认为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是爱情,爱情是值得去追求的。因此,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伊丽莎白最后美满的爱情,这是奥斯丁爱情观最为直接的流露。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爱情,是一种女性自主精神下美好的产物,充分显示了伊丽莎白独立自主的一面,她的智慧和诙谐、精力充沛、伶俐可爱和灵动美貌一起赢得了达西的心。最终,达西也没有对伊丽莎白的活力和智慧视而不见,而是做出了令他拥有一生幸福的选择。一位是根深蒂固地不相信爱情,去解构爱情、颠覆爱情;另一位则是重构爱情、在平等自愿互爱的基础上建构爱情,这是两位女性作家在这一问题上最大的不同之处。接下来,笔者从审美创作的功利价值角度来分析两位作家的另一种不同之处。
  2 张爱玲重在抵抗虚无,奥斯丁重在审美愉悦
  张爱玲是一位具有虚无意识的作家。她以世俗欲望的追求,来抗拒虚无。如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爱情是借助偶然的战争的外力促成的:
  “香港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来,将蚊香踢到桌子底下去。”
  这就意味着,这种爱情是建筑在一种不可理喻的荒谬性之中的。世界是荒谬的、不可理喻的,没有任何秩序。人在这样的世界中,没有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表面上好象获得了自主性,其实不过是世界无形的巨手拨弄的结果而已。爱情,在这样的背景中也变得荒谬、飘摇不定。这里,仍然显示出苍凉虚无的韵味。而奥斯丁则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爱与向往,她认为这个世界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比她的想象更广阔、更神秘、更浪漫。因此,在她的笔下表达的那么从容自若、深刻而含蓄,她要用这种文学审美的方式来表达人们已经说出来的事情,当然更是为了表达他们尚未吐露的内心隐曲;不仅是为了刻画人们的面貌,而且是为了写出人生的真谛。“她是一位才智不凡的人,一位人物性格的描绘者,同时也是一位巨大的美学探索者。”在这种美学享受中,奥斯丁淋漓尽致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
  总而言之,这两位作家以自己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为我们描摹出了中西方不同的婚恋价值选择观,既有个性的创造,也有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同时,也和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而继续探讨这两位作家不同审美风格的文化元素,则是笔者以后继续思考的话题。
  
   参考文献:
   [1] 李振中:《论奥斯丁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东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2] 向振宇:《文化定义与文化差异略论》,《长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 宋丽:《中西方文化差异点滴谈》,《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4] 纪克卿:《论文化差异下婚姻抉择观的不同与融合》,《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
  
   作者简介:韩 ,女,1978―,陕西西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学、英美文化,工作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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